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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很有趣的是，拉丁美洲许多思想家出身于记者，从新闻理想出发，有人成为伟大文学家，如马尔克斯、略萨；也有人成为思想家，如加莱亚诺。他们有知识分子参与抗议、自办小报和创建媒体阵地的传统。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起初是咖啡馆出身的记者、政治讽刺漫画作者，在左翼知识分子前辈的引领下，逐步开始左翼思想的传播，年纪轻轻成为拉美左翼核心杂志《前进周刊》的执行主编。这本由乌拉圭青年主办的“油印小报”，曾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众多拉美及西班牙、法国著名左翼文化人士在上面发表文章。

　　魏然：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听到一位秘鲁经济学家说，主流报道中现在很多关于美国的数据其实并不准确。这位经济学家目前在巴西工作，他们主要通过巴西的研究机构，以及里约热内卢几个重要的经济研究所，结合他们自己的相关调研数据，这些数据与我们通常看到的世行认证或者IMF等数据是不同的。如果从巴西或拉美的角度去看，美国的通胀率现在非常高，而且这种情况是拉美人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过的，而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而我们今天却很难获取类似类型的数据。

　　魏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们最近还在翻看一本关于哥伦比亚的专著《哥伦比亚：被殖民，被全球化》。“Globalizar”是一个西班牙语动词。这里的“Globalizar”意思是“被全球化”，并不是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今天看来，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质疑。拉美国家更是如此。它们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感受，与我们过去二三十年间受益于全球化的体验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以一种审慎、逐步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而拉美则是在一开始就深度、缺乏自我防卫地卷入这一进程——全球化就是从拉丁美洲开始的。对他们来说，这种深度参与有时带来一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后果。

　　当然，依附理论通常被简化为，发展的落后和贫穷是因为被欧洲中心主义剥夺了，但实际上其中涉及一个复杂的相关机制。不同领域在经济上的依附、金融上的掌控，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比如拉丁美洲常常面临“结构改革”或“结构调整”，在拉美外资投资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反复发生。随后国内的政治体系也被改组，包括国有产业被私有化，成为欧洲其他公司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源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有效利用和掌握，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核心企业如石油产业、能源产业应由国家持有相应份额，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

　　今天锂金属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在全球范围内，90%的锂资源以盐湖形式储存在南美“锂三角”，即阿根廷、智利和玻利维亚的交界处。而全球锂电池的主要工业原本集中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如今中国的产量正在持续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更加平等的经济交流成为关键问题。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反应。玻利维亚本土的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他们主张减少开发和出口，重点发展本国的锂电池工业。阿根廷态度相对居中，而智利则显得最为开放，每年出口的矿石比例最高。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在寻求全球化进程中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采掘矿产的经验最初来自美国、加拿大的矿产企业，以及欧洲（如西班牙）的石油公司等矿产企业。如今，拉美国家正不断地审慎思考如何与中国的钢铁和石油企业、新能源企业，包括比亚迪等企业之间实现相互理解和合作。当然，其中会有一些中国公司遭遇摩擦或冲突。这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使我们处于非常复杂的国际情境之中。随着过去拉丁美洲关于能源和发展主义思想的传承与演变，与中国企业接触本身已经成为拉美发展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非常值得我们的思想界去深入把握。否则，这些问题会在未来中企在海外的各种遭遇中不断浮现出来。

　　例如，基哈诺特别指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已成为常态，即劳动换取工资是一种常态，但实际上很长时间里，只有欧洲工人能获得工资，而在美洲、非洲等其他地方，人们则不存在工资这样的制度。工资制度的运转，原本似乎应该受到资本家的欢迎——给受雇者钱付工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资本家发现可以用种族的模式来运转，不用工资也可以。他说你就是低等的，只能为白人服务，所以你不配有工资。因此，在秘鲁很晚的时候，还有免费的劳动服务。这实际上是在种族这个框架下运作起来的。随后，这种运转机制逐渐扩散到其他地方，他发现亚洲、非洲也可以用，慢慢地将这一机制推广开来。

　　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在于，很多拉丁美洲的思想者其实是混血后裔，多数是白人后代，因为原住民基本上已经断了根，语言也没有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很多人从小接受的，尤其是那些能进行思想性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体系本质上是殖民者建立的教育体系，很多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内化、隐形的文化基因。每当他们进行这样的写作和思考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剖析。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思想觉醒和精神炼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文本。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宿命。反抗这种宿命，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上个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拉美、沙俄以及中国等等这些地方的“九八一代”的探索？因为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面对主流现代性的那些激进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他们的退缩和犹疑，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是整个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和遗产。那个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上个世纪之交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启的对整个西方以现代性之名书写的历史和描绘的未来进行的质疑和省思是全面而深刻的。那么，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20-21世纪之交，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回答一百年前那代知识分子曾经提出的问题吗？我们在认真总结上一个世纪的整个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脉络吗？似乎当今世界更主流的是审判、告别甚至清算“短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因为所有20世纪的革命实践都失败了。但失败的探索就没有意义了吗？

　　拉美的这些思想者围绕不同路线进行辩论和实践，这其实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比如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思考是要“向东”还是“向西”。说实话，乌克兰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困境的一种激化。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个类型，只不过在上个世纪之交，大家还是有选择的。但现在，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所有文化都被压缩到同一条赛道的时代。无论是在先发的还是在发展中的，现在即使你犹豫，都很难回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感觉是，我们正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最坏的阶段，而且更坏的是它不死啊。

　　魏然：阿根廷学者爱德华多·格鲁内尔非常有意思，他写道，现在的批判思想和思想者主要有两类，有些人还在倡导融入全球市场（例如略萨），更多是鼓吹融入开放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描述。但是格鲁内尔说，说这些话好像资本很在意一样。他反过来说，我们左翼虽然做了那么多批判性的分析，资本其实也并不在意，这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不得不去说这些问题，去尝试。有些我甚至会说是挽救，可大家明知道问题所在，却依然继续这样做。过去可能是不知道，现在是明知故犯，还是走向深渊。这是一个大的潮流，也是重要的前提。

　　魏然：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尤其是在之后逐渐衰落。特别是在西方，大家就一下子不太敢直接讨论政治领域的核心话题，于是话题退回到了文化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然后你就会发现，政治真的很难讨论，因为一讨论政治，好像立刻就浮现出一些所谓重大政治领域的历史性悲剧或结构性缺陷，仿佛这些错误和缺陷都在讨论前提之中。接着，大家在文化领域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可以探讨、可以批判的地方，而且显得更加灵活。

　　文化一度当然非常重要，具有斗争价值。就像伊格尔顿在英国所说的，如果有人开始谈论文化，保守派几乎都要掏出手枪来对付你。文化一度非常有生产力，比如，被某种程度上视为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民族主义时，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印刷资本主义、文化建构或者想象的共同体。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真正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社会，这才是其批判的核心。退回到文化领域，有时看起来很灵活，最开始也有创造力，但后来往往失去了批判的力度。

　　所以我认为格鲁内尔所批判的是拉美左翼潮流的混乱，以及大家对文化领域的退守。他实际上在讨论知识生产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也与学院化结合在一起。在不断溃败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退居于学院化，同时文章写得也越来越规范。这才会有人跳出来质疑前人没有注释。但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那时候他们讨论的是真正的观点，而并非学院内的理论生产。而今天，有很漂亮的学术界的理论生产，但它与社会各界，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对话却变得越来越薄弱了。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共通的问题。

　　滕威：正如刚才魏然引用的那句话一样，其实我们现在左翼思想的传播和理论生产，依然是在现有结构之内进行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音乐真人选秀节目，有人唱民谣，有人说唱，有人唱摇滚，也有人唱主流流行音乐。但是每一个赛道都必须有人参加。比如说愤青喜欢摇滚，那节目组也一定要安排这个赛道。所以你会发现，一方面，全球正在经历性别文化的倒退，性别保守主义的浪潮也在席卷而来。但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版和翻译却如火如荼。近几年，无论是奥斯卡，还是欧洲各大艺术电影节，或者诺贝尔奖，几乎都是在把奖项颁给女性艺术家、女性作家。全球市场包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细分，每个赛道都有自己的生产和流通。

　　所以吊诡的就是，左翼的这种批判性、解构资本主义的学术生产，某种意义上仍然没能脱离这种全球学术生产流通体系。这一点让很多批判知识分子的写作受到攻讦，觉得他们是杀人放火受招安。齐泽克、韩炳哲一边批判21世纪资本主义，一边是备受市场追捧的学术明星，好像他们在表演“批判”，批判也就是个赛道。所以很多批判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反思这些问题。最近这些年，对媒介的自觉也成为批判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对这样的境地的一种回应。以前我们常说资本主义没有彼岸，其实这并不是特别绝望或悲观的话，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块茎化的结构。目前为止，我们可能还无法以个人的力量去对抗它。我的基本立场是，有这个赛道总比没有强。我们从内部“寄生”，希望也能够从内部瓦解它，好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里。所以积极利用现有的媒介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把媒介从工具变成目标。

　　滕威：我接着他的话说，我有一个经验性的感受。你们有没有发现，原来会觉得“这种脏事不能就这么直接去做”，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其他方面，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可现在，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强盗行为、非人性的霸权，全都赤裸裸地回来了。包括在微观政治层面，比如职场压力、性别压力，这些暴力都不加掩饰地回归了。“演都不演了”。为什么会这样？最近两天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之前以为已经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权主义早已转变为一种文化叙事，所以一切都进入“后”时代，后现代、后殖民……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今天它的结构性重启。整个世界格局正在重新帝国主义化。之前我们研究拉美，只在作品和文献里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力和，而今天很多东西以更肆无忌惮的方式上演着，我们看看美国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

　　魏然：我想到不久前作家韩少功老师到清华进行学术演讲时，在讲座间有过这样的表述：“20世纪白过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原本让人觉得非常可耻的事情，如今却被赋予了新的说法。他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以前我们说某人趋炎附势，或者是嫌贫爱富，现在可以叫作“慕强”——在20世纪被反复深刻批判的事物今天堂而皇之地被认可。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刚才滕老师提到的亲身工作之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如何让20世纪不被白白浪费，也就是说，20世纪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巨大成就，在中国和拉丁美洲进行的种种激进的尝试不能就这样忽略或一笔带过。

　　巴迪欧在《世纪》当中揭示了20世纪之于法国不容忽视，20世纪的法国既是政治实验的舞台，也是哲学和艺术的“震中”。相对而言，中国的20世纪和拉丁美洲的20世纪都显得更为暧昧。整个20世纪的尝试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分别意味着什么？例如阿根廷70年代的激进，就是一项暧昧的遗产，有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些激进运动引发了政治威权主义。如果我们一直让类似问题处在暧昧不清的状态，那就线世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完成的工作，是重新评估20世纪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一些经验。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手册》选文的作者之一、玻利维亚前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最近在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的第十届年会上作大会发言，他提示，当代拉美右翼政府时常动用破坏民主机制的手段，这是因为一直以来的自由民主机制在声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同时，实际上维护了精英的权力结构；所谓民主制度往往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导致边缘群体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自由民主未能满足底层民众需求，导致了更多的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加西亚·利内拉认为，这种趋势既是对拉美民主失败的反应，也是民主失败的产物。面对这种民主失效的现状，未来三十年大概都不会见分晓，仍然会是左右翼之间的争夺和拉锯。直到真正的力量集结、再次掌握政权，形成完全不同的格局。

　　形成对照的是，早一代左翼（比如卢拉和利内拉）的期待都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掌权始终是这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西班牙的新型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是传统西班牙两党之外的新政党，这个党派的理论家莫内特罗在近作《劫持算法的左翼》中提出当代权力更加多元化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是通过YouTube上的谈话节目和线下街头集会而走出来了政党新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大众动员机制，一度也能够在西班牙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莫内特罗通过这个经验，提出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在，也不在议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分流，还存在于网络空间和新媒介空间。我认为这种形态也会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是权力多元化以后的趋势。左右翼可能不一定需要重新在选举中掌握政权，也许它们能在新媒介或其他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