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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何每次上涨到大约12个月左右，又往往会回落，似乎总有力量将其“拉回”？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这并非巧合，至少前两段并非巧合。1992年与1995年的反弹背后，核心驱动都是财政发力。财政若大力度投入，短期内不可能没有效果；不必纠结长期，短期效果通常会较明显：一两个季度开始起效，两三个季度效果增强，三四个季度边际减弱；若叠加外部冲击，就可能出现回撤。这种政策效果本身往往呈现“波浪式”的阶段性特征。

　　当然，第三个因素是化债。我认为化债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化债涉及地方债与地产两大结构性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也主要是这两块。但这类讨论也容易带有“事后诸葛亮”与“求全责备”的成分：任何理性的决策者，一开始往往不会选择优先推进化债，因为似乎没有必要；更何况资源可以用于更“看得见”的领域。而且如果按稳态假设理解，地产通常在下行四到五年后接近见底，我们已经走到四年半左右，为什么还要采取更激进的处置？这一思路在稳态假设下并无问题，但风险在于“低概率事件”的冲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同时，从现在到2月下旬，市场可交易的宏观变量相对有限，主要关注通胀数据与出口数据。在此期间，如果PPI走高、叠加美国财政或货币发力，将对与实物投资相关的行业形成拉动，例如铜铝、化工、工程机械等；同时也可能对与地产相关的五金工具等品类产生一定带动。因此，一季度强周期方向值得重点关注，但二季度以后能否持续仍需进一步观察。若相关行业本身处在更充分的出清阶段，在需求边际改善时，其弹性可能更大，这是第三类板块。